【孙瑛原创】中、日两国现代化路线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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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在秦始皇时，就全面地实行了郡县制、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买卖，人口自由迁徙，农奴制彻底转变为雇农制。而英国、法国，则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才废除农奴制、实行土地私有制。日本直到明治维新时才废藩置县、实行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

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却落伍了，甚至远远地落在日本后面。

大清国的洋务运动搞了10年以后，日本国才明治维新。可是，仅仅过了20年，大清国就明显地落在了日本国后面。在甲午战争中，大清国被日本国打得一败涂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一片废墟，物资匮乏，人民失业。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国民经济明显优于日本。可是，仅仅过了20年，中国再次落在了日本后面。

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我想站在 中立国  的立场上，以最超脱的身份，从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路线上、主观上，进行比较，寻找答案。

一、现代化的目的

（一）日本国明治维新的目的

1、对内实行富民开化政策

明治维新的三大政策：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

甲午战争尚未结束，明治天皇就坚决主张：把大清国的赔款全部用于教育。

日本的富民国策，一直是立足外贸，从国际市场上赚钱，“现代化”只是手段，“赚钱”才是目的。只要有了钱，就容易更新设备和技术，就能够从金融上支配他国，如出口信贷。日本也从不追求产值与增长率，因为，产值并不是出口国生产的使用价值，而是进口国接受的交换价值。

2、对外实行侵略扩张政策

选准对手，积极备战，创造优势，主动出击，正是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日本国处于先进的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大清国处于落后的封建主义的下降阶段，正应了马克思主义“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的著名论断。

《孙膑兵法》 ：“战胜而强立” 。只要打了胜仗，国家就会强盛起来，特别是进行侵略战争。

甲午战争的结果，日本不仅得到了巨额的赔款，还极大地扩展了对外贸易，开辟了滚滚不断的海外财源。

10年后，日本国又主动出击，打败了沙俄，进军全球市场。

（二）大清国洋务运动的目的

1、对内实行愚民锁国政策

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早就了解，大地原来是个“球” ，中国并不在“当中” ，西洋人更先进、更文明。为了免遭英国查理一世和法国路易十六的断头下场，就非常害怕人民在外贸中觉醒，就引进洋枪洋炮洋工厂来镇压革命运动。

2、对外实行单纯防御政策

北洋舰队组成后，号称“远东第一舰队”。如果大清国突然侵略日本，仅以北洋舰队就能成功。

但是，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海军的目的完全相反，北洋舰队根本想不到去侵略、进取，只想防御。这就是所谓的“以夷制夷”。

无论多么强大的海军，如果实行单纯的防御政策，就是等待进攻，就将被动挨打。于是，北洋舰队不仅没给国家带来额外收入，反而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以致被冷落，被淘汰，其下场必然是死路一条（就连1894-1905年的沙俄舰队）。

（三）新中国现代化的目的

1、对内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①首先是立足内需

为了人民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中国一直把现代化、经济增长率，作为直接奋斗目标。

与 “立足外贸”相比，“立足内需”的特点，是不自觉地脱离了国际交流、分工、协作，难以扬长避短与取长补短，结果就是高成本低效益。

②其次是限制私有制

出自对剥削制度的强烈仇恨，新中国彻底消灭了私有制，严格限制个人发财。

实行耕者有其田，是毛泽东发动广大农民夺取全国政权的决定性的政治基础。合作社运动却废除了耕者有其田，这从根本上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随即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从此中国农业黯然失色。

③强化集体主义

统购统销、户籍制度、配给制度，极大地抑制了人民的自主性、能动性。

2、对外从“输出革命”到“谁也不惹”

①对外“输出革命”——主动出击

新中国树立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真心实意、甚至全心全意去援助弱小国家，不遗余力地打击帝国主义。

没想到，培养了一个地区性对手——越南；中韩建交，惹恼了朝鲜；那些亚非拉国家，也并不希望中国实现统一，以便在台湾、西藏、人权等问题上继续支持中共，好来换取中共源源不绝的援助和优惠。

主动出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虽然有效地保障了国家安全，但是，输出太过分，得不偿失，实力被消耗，结果被亚洲“四小龙”所超过。

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

新中国对外“输出革命”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

孙膑围魏救韩的方针是：“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 。致敌、友两败俱伤，才最符合本国利益。

②对外“谁也不惹”——消极退避

于是，在越南反目之后，中国不再“输出革命” ，只求国内发展，开始了“谁也不惹”的外交路线，在国际争端问题上经常投弃权票。

但是，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是堪与美、苏并称的三个军事大国之一，是第三世界的领袖，在国际事务上肩负着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厚望与重托，如果老是弃权，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暧昧、退避三舍，就会丧失众望，就等于自动退出了国际舞台，不仅正中敌对势力的下怀，还让全世界误认为中国实力衰弱、政局动荡、前途堪忧，是自缚手脚、自取灭亡之路。

1990年，伊拉克侵吞科威特。美国主张制裁和打击伊拉克。中国对于11个经济制裁提案，全部投了赞成票；但是对于那个军事打击提案则投了弃权票。

这次，中国“谁也不惹”的做法却是谁也惹了：伊拉克认为弃权就是不保护伊，照样驱赶、刁难中国大使；美国则认为弃权就是不支持美，也不领中国的情，反而觉得中国软弱可欺、有隙可乘，战后，即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机。

如果中国先是强烈反对武力伐伊，等美国争取中国支持时，中国则以放弃反对来换取美国撤消对华制裁（因6.4事件）并进口中国大批纺织品，等协议达成后，再改为弃权，则不仅能摆脱困境捞取实惠，还能提高国际威望。就是在伊拉克看来，中国也算是帮其打过圆场，只是众怒难犯，才改反对为弃权。

可见，无论“输出革命” ，还是“谁也不惹” ，都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现代化的产业政策

（一）日本国看好的是盈利企业

亚当.斯密指出：“国民产业的增长取决于资本的正确配置，应当首先把资本注入到最有利的部门，然后再注入次有利的部门，如此次第配置下去。”

最有利的部门，就是投资报偿率最高的部门，那时首推轻工业，其次是重工业，农业的最低。

所以，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革命的次序是：轻工业革命、重工业革命、农业革命、第三产业革命（“第三产业”的概念产生于1935年）。

日本国明治维新,同样是侧重于发展轻工业，特别是投资少、见效快的纺织业；甲午战争胜利后，才侧重于发展重工业，如八幡炼铁厂。贸易对象也主要是邻近的、落后的国家；待资金和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与发达国家争雄。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美国把日本作为遏制苏联和新中国的前沿阵地，给予大力扶持。侵朝战争，向日本订货24亿美元；侵越战争，向日本订货40亿美元。日本趁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累了资金和技术，一跃而起，又跑到了中国前面。

1973-1975、1979-1981年的两次石油危机，沉重地打击了“能源密集型”的美国经济。日本经济为“劳动密集型”，抗住了石油危机，出现经济奇迹，并趁机在汽车、化工、电子等行业冲击美国经济。

（二）大清国相中的是坚船利炮

大清国的洋务派与洋务运动，以镇压人民起义起家，引进的主要是兵工厂。战事结束后，为了增加今天所谓的“预算外收入”，才打着“以劳养武”的幌子，开办了民用企业。真正的重工业，也就是张之洞的汉阳铁厂。

这与日本国在殖产兴业的基础上富国强兵完全相反，是本末倒置！

（三）新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

列宁指出：“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

后起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因为已经有了先进国家的现成的技术设备可以引进，更因为中央政府直接拥有了社会的主要经济资源，能够以国家发展为重，而不以眼前利润为重，所以，她们的产业革命的次序，必然是：重工业革命、轻工业革命、农业革命、第三产业革命。

因为，只有完成了农业革命，中国最广大的农民才有足够的收入和闲暇去消费、娱乐、游玩、学习，才能为第三产业提供最广大的市场。所以，第三产业革命必须排在农业革命之后。

毛主席领导了重工业革命，中国猛然崛起。但是，工业化刚起步，就大炼钢铁，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超英赶美欲速不达，甚至落在了日本后面。

邓小平领导了轻工业革命，人民生活极大改善。但是，害怕广大农民“失业”，极力回避农业革命，把社会新增积累逼入了两个牛角尖：①“高消费”产业，重复引进、重复建设，导致生产大量过剩；②“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如纺织业，过深地陷入怀有敌意国家的市场。结果，“6.4事件”遭制裁，工商业大萧条。

199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为了发展第三产业，地方政府乱集资、乱收费、乱罚款、乱打白条，农民负担越减越重。农民纷纷逃离土地，引发了大规模的民工潮。

三、现代化的经营主体

（一）日本国官办民营

明治维新时期，在1880年以前，采取官营示范主义，大办官营企业，同时大力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以官营企业引导私人投资。1880年11月以后，官营企业划归私人经营，进入全面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的阶段。

出卖官营企业，最初索价甚高，以致私人资本无人问津。1884年降低价格，均按低价、无息、长期分期付款的办法出售。这样，购买者在开始时不必拿出现款即可接管这些官营企业，等待若干年赚到利润后，再向政府分期付款。

在一片空白的背景下，由国家兴办大型企业，能够使资金、人员、技术、管理一步到位，比个体企业滚雪球式的发展便捷、优越得多，也比狗撕猫咬、扯皮扯淡的股份制强劲得多。大力扶植私人开办企业，就动员了一切力量。官办民办齐头并进，才是国家创业的最佳道路。

但是，政府的正事是行政，而不是经营，政企应该彻底剥离。私人和企业办不了的，政府可以代办。当企业的生产经营走上正规之后，就应该放归大海了。

官办民营，是日本国一步赶上欧美列强的捷径。

（二）大清国官办官营

大清国不仅不提倡，反而压制民办企业。例如，李鸿章在某地开办了一家纺织厂，就禁止当地私人再开办一家纺织厂。

官营企业内部实行封建管理办法，效率低下。但是，通过行政保护，却垄断了市场，官营企业死而不僵。

政府创办，财政补贴，难免损失浪费；限制竞争，也无加强经营管理的压力。

官办官营，是大清国洋务运动失败的关键。

（三）新中国国有国营

新中国以国家力量，全力开展了工业化建设，创办了若干特大型重工业企业。这比日本国的明治维新还要成功。

但是，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走上正规之后，还继续由国家经营，并且把中小资产阶级的企业、以至个体企业，也全部收归国有、国营，久而久之，就必然地演化成了政企不分，企业办社会，生产服从于行政，企业附属于政府，经济基础决定于上层建筑。正是在这些不正常的社会关系上，才酿成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

一味地国营，是新中国再次落伍的关键！

改革开放后，中国没有象日本那样及早、干净、利落地出卖国营企业，而是“不断地将改革开放推向深入”，即“摸着石头过河”。1998年12月，中国体改研究会杨启先副会长说：“国有企业改革，从改革开放以来，零星措施不说，重大措施已搞过4种，制度创新是第5种，基本上是4-5年一种。前3种是让利，第4种是放权，都不成功，第5种搞制度创新，这是完全正确符合经济规律要求的。但现在看也很难真正推进和到位。”

厂长（经理）负责制、租赁经营、承包经营，都是包盈不包亏。乱引进、乱合资，把国家的宝贵外汇向海外交了“学费”；一拍脑袋立项、二拍胸脯保证、三拍屁股走人的“三拍项目”，浪费了大量资金；重复引进、重复建设，导致了生产大量过剩。盈利企业“资产流失”，亏损企业“穷庙富方丈”。

直到企业大面积严重亏空，实在转不动了，成了“鸡肋”，才不得不出卖。但是，还“不能一卖了之”。即使卖了，还要保留“国有股份”以牵制企业，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局继续运作，不把“国有股份”作践干净誓不罢休！

四、现代化的经济体制

（一）日本国全盘西化

全盘西化，极力模仿：土地私有、企业私有；设立议院，充分论证；从自由竞争到行业垄断；从君主立宪到民主选举。

自由竞争，并不是偷税、诈骗、假冒、伪劣，而是投资自由、扩产自由。

生产过剩之后，“大鱼吃小鱼”，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统一了投资、生产、销售、采购、价格、工资，限制了投资浪费与价格混战，稳定了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推迟了技术翻新以充分发挥现有设备的效能，尊重“经济寿命期”，以较少的占用、消耗，创造较多的价值、利润。

垄断，是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自觉的、有效的调节和管理。其组织机构，便是行会、商会、工商联合会，甚至是国家的议会、立委会。

《瑞士宪法》第31条规定：“各州有权通过立法限制咖啡馆和饭馆的数量”。

1929-1933年经济危机发生后，美国实行了罗斯福“新政”，其中的工业复兴法：“各行业的工业企业制订全行业遵守的公平经营规章，主要是规定企业的生产规模、产品销售范围、价格水平、工资水平。”

（二）大清国拒绝西化

“祖宗之制不可变”，拒绝西化，连辫子都不能剪，只可“以夷制夷”，顶多也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三）新中国从计划到市场

与国有国营相配套的是产品经济、计划经济。

我认为，“有计划地、稳定地发展工业经济”的真谛，应该是：计划新的投资方向而不是所有企业的产供销，稳定各行业各产品之间的生产能力比例而不是经济增长速度；计划投资方向的目标，就是稳定产业比例。

新中国的计划经济却是：计划所有企业的产供销，稳定经济增长速度。这与建国初期狭小的工业建设是巧合的，因为，在当时计划为数有限的企业的产供销，恰好相当于计划投资方向稳定产业比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经济越发展，企业越多，摊子越大，这种计划就越难搞，越荒悖，终于陷入了“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死循环。

完全否定计划经济，大开市场准入关，放任“看不见的手”，大撒把，虽然使中国彻底摆脱了“短缺经济”，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但是，却又造成了严重的重复投资、生产过剩、过度竞争、企业亏损、职工下岗、治安混乱。

就连农产品也出现了结构性过剩，不少产品甚至绝对性过剩。

为了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就强烈要求入“关”。最后，终于入了“世”，可是效果并不理想。万般无奈，只好“内需拉动”。

五、结语

最后，我依然站在 中立国  的立场上，严正地建议中国：

①由国务院责成各行业的工业企业成立全国性的行会，确定各自行业的总产销量，限定各自行业在各地区、各企业的生产能力、销售范围、零售价格；老生产能力的更新、新生产能力的建设、同类商品的进出口数量与价格，必须由本行会裁定。

②由农业部每四年从新确定一次全国各种农产品的最高与最低生产规模（种植面积、存栏数量），并将其分配落实到各省市县乡户，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

③全部、彻底、干净地出卖国有企业，恢复“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私有制，废除户籍制，归还人民自由迁徙的权利。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    孙  瑛

2003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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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ws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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