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的资中筠先生一篇写冯友兰先生的文章，里面有这样一段——

“清华大学在抗战胜利复校以后，还有两年是和西南联大的其他两个学校联合招生，进行统一考试。3个学校联合出题，考生填写第一志愿时在3个学校中任选一个。因为大家都争着报考清华，所以清华录取分数线就最高。冯先生的女儿钟璞（即后来的著名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宗璞）从小就身体不好，回来之后报考清华外语系，可分数不够，也就只好到南开去读书，是两年之后经过考试转入清华的。冯先生当时是文学院院长，外语系隶属于文学院，可他的女儿就是分数差那么一点点进不来。那个时候，我们同班有个同学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女儿，还跟我住同一个宿舍，她第一年考试分数不够，是先念了一年先修班，然后才考入清华大学的，这样她多念了一年。就是校长和院长的女儿，分数差了一点点，都没有进去，就是一点都不通融。”

在这些年关于高考改革的火热讨论中，对解放前几所著名高校自主招生的情景，已经有了近乎模式化的描述，“歌词大意”就是一句话：讲素质，不讲分数。看了这篇文章才知道，原来那时候，对分数也讲究得很。素质高如宗璞，分儿不够，竟也进不了她老爹执掌的文学院。梅贻琦校长的女儿则连考了两年。

响应高校领导以及教育界专家学者、媒体人士多年的呼吁，现在我们的大学都已经获得了一定比例的招生自主权。这个权，到底有多少用于吸收有培养潜力但不擅长考试的特殊人才了？有多少像美国高校优先招收黑人学生那样，用于照顾分数略低的弱势群体子女了？却有多少实际用于根本无关“公平”与“素质”的走后门，包括对本校教职工子女的“内部优惠”了？

当今的高校领导，如果并没有向梅贻琦校长和冯友兰院长学习的意愿，或者虽有这样的意愿却实在扛不住来自方方面面，包括本校教职工在内的压力，那么，他们在批判统一录取、要求自主招生的时候，调门儿还是别太慷慨激昂的好。